显而易见的是，通过法典化的方式统一规定荣誉制度的类型、原则、设定、颁授、决定、监督以及法律责任等事项[4]，整合目前碎片化的荣誉体系，这更加符合法治的理想模式——可以使荣誉制度在位阶、权限和责任上实现制度化和可预期性[5]——同时这也无疑需要更高的立法技艺，以及对立法背后关于国家荣誉制度的理念、规范和功能的深入认知。
（四）由各绅士组成酬金会，以其收人，作为应征优待救济抚恤等费用。务是事务，权是决定一件事。
国家或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58]但人格则既非一种可看见或可想象的事务与实体，亦非一种对象，而毋宁说是那个直接被体验到的生活亲历。[35]因此，神圣职责与光荣义务的英译或可提示二者的差别。[9]蒋中正：《告全国士绅及教育界同胞书》，《教与学》1939年第3卷第11期，第51页。因此，使公民承担神圣职责的职位正是人民，因为只有人民才会自然地把对国家的义务看做自己应尽的天职。此外，八二宪法对于神圣职责的另一处表述是在序言中对统一台湾的象征性宣誓，国家外文局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分别将其译为Lofty Duty和Inviolable Duty。
因此，尽孝于民族隐含着国民个体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天然感情。法工委的新译本无疑权威，但却抹掉了制宪的历史痕迹和语义差异，并不利于我们对二者的理解。第11条第1款肯定列举了常见的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第2款补充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其它具体行政行为
[1]因此，宪法的体例与框架较之具体条文与表述更具稳定性，也更能揭示宪法的内在逻辑。三、神圣：五四宪法第103条的法理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其中第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有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并将其插在七种外国立法例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间。1939年1月19日，蒋介石针对地方士绅发表《告全国士绅及教育界同胞书》，以忠孝伦理为核心，动员抗战我国数千年来，以忠孝为立国之本，修身济世，视此为基，家喻户晓，深人人心……总理阐论我民族道德，特意标忠孝为首，况当今日与暴敌互争生死存亡之时期，更非人人能誓死效忠于国家，竭力尽孝于民族，无以复兴我国家而保我民族。
或者说，他的发言与五五宪草的立法说明都贴合了深藏于国民内心的普遍伦理。忠孝与神圣的伦理道义成为支撑跃迁的法理依据。
[36]1961年修订版，在扉页上明确说明在1954年第一版的基础上加以细致修订，以提供更适当的翻译。[2]如第134条关于义务教育年龄及费用的规定，引用外国立法例27次，包括：德国、土耳其、爱司托尼亚、智利、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埃及、秘鲁、立陶宛、英国、土耳其、瑞士、智利、丹麦、瑞典、挪威、法国、葡萄牙、匈牙利、希腊、芬兰。[11]其第卯条关于应征募人伍及其家属之宣传规定：（一）对于人伍士兵及其家属，全体乡人应特加尊重，并拟定办法，由全乡保障其家庭生活之安全，于实施前加以宣传。即使已经进入军营中，军营的思想教育与军事管理也与忠孝法理紧密关联。
[33]五四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的时候，由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职权。五四宪法深受1936年苏联宪法的影响，此第103条亦可看作1936年苏联宪法第132条与第133条的结合。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卢玄：《劳工神圣底意义》，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醒》，1920年10月26日。
地方政府另设兵役献金作为抚恤。[12] 因此，在实际履行服兵役义务时，我们不仅看到一个宪法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在承担宪法义务，更看到与此独立人格相关联的众多主体，以及他们所处的家庭、宗族、乡里等生存背景。
[44]三篇文章虽共同撑起了劳工神圣的话语，但其中却蕴含着深刻的转折。[15]天子之孝是对于天下之人充满爱敬，不敢厌恶，毫无怠慢。
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因此，服兵役义务之所以光荣，是因为服兵役的公民将直面敌人，身陷危险的处境。[18] 五五宪草的立法说明正是在传统忠孝法理的基础上，加入近代民族国家的内涵，以实现忠孝法理的近代转化。[35]参见韩大元：《外国宪法对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第56－60页。但是，民族更侧重血缘、历史与文化关联，而国家则强调政治性。以阶级归属与阶级层级为核心的神圣法理，则将重新化为庶民的个体归入统一战线、依靠力量、工农联盟、工人阶级以至共产党的公共人格提升之路。
日本战士不可谓不勇，却远离道义。1951年，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彭真发表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报告，明确指出一年来我们全国人民在后方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和志愿军在前线的作战相配合，也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任何人不会是只尽义务，不享受权利。[6] 第127条的立法说明，呈现了三重的对应与转化。
在家庭中，我们拥有庄严慈爱的父亲，并成为这样的父亲。[53]从此，阶级关系替代血缘关系在乡村社会开始占主导地位，在农村阶级斗争中阶级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家族血缘，使国家形象与权威渗人日常生活。
至于具体长势，则多有赖于个体的精神觉悟与人生机遇。全体乡人保障军人家庭之安全。杀身成仁作为一种极端的特例，实现了从生命到精神的转化，并使得个体国民进入忠孝伦理，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于此，我们不禁追问：以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的公民位格，到底获得什么职位（位格），才承担起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公民基本义务、服兵役的光荣义务与保卫祖国神圣职责三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刘少奇的宪法草案说明作了重要提示。
第21条规定：民族地位之提高端赖教育，为父母者，于其子女之德智体三育应注意之。其有因伤致残疾者，亦当由国家负救济之责。
至于服工役与公务，其服务之方式虽不同，而为国家服务则一，故亦然应予以适当之救济。此版译文对于光荣义务未作改动，而将神圣职责修订为Sacred Responsibility。
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蒋介石《告全国士绅及教育界同胞书》也严格采用了此区分，况当今日与暴敌互争生死存亡之时期，更非人人能誓死效忠于国家，竭力尽孝于民族，无以复兴我国家而保我民族。
因此，在伦理抑或经济的标准下，个体国民并不能均质的直接归属于国家，而必然有中间的组织形态与统合机制。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4]五五宪草公布于1936年5月5曰，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直至1940年7月才出版，正值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二）提拨公款（如祠堂庙产等）以其收益或价额作为救济费用，其办法另定之。
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五四宪法中基本权利、基本义务、光荣义务、神圣职责的多重表达。[15]庶人章第六：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第二，公民包括一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因此，宪法的位格阶梯所体现的差序格局自然反映为公民人格结构的多层次。
因此，两种理路形成了两条迥异而富有启发的宪法位格阶梯。宪法草案规定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